這幾年，香港教育界有一條不可觸碰的紅線，叫做「知情不報」。
以往，當學生在課後走到教員桌前，吞吞吐吐地想說些家裡的事，老師的第一反應通常是關懷、是心疼，是想成為那個孩子的樹洞。但現在，隨着強制舉報機制（Mandatory Reporting）的推行，老師的神經在這一刻會瞬間緊繃。
腦海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，不再純粹是「如何安慰他」，而是： 「這是否構成虐待？」 「如果我現在不通報社署，之後出事了，我會不會被釘牌？」 「這會不會涉及刑事責任？」
「嗱，你唔講，我唔知㗎」
這種轉變，讓師生之間的信任關係變得如履薄冰，其實老師也想關心學生。老師被迫在「守護學生隱私」與「履行法律責任」之間走鋼索。
這份壓力是巨大的。因為一旦判斷失誤，代價不只是良心的譴責，更是整個職業生涯的終結。在現今的氣氛下，老師不只是教育者，更被迫成為家庭問題的前線偵查員。這份沉重，又有誰能真正理解？